1946年9月，大批解放军战士被蒋军俘虏，但解放军战士显然不服气。他们的武器装备被收缴，并被要求站列成队。因为解放军在大同、集宁一线战败，他们才被蒋军俘虏。虽然，他们丝毫不畏惧，但他们的命运却从此攥在了蒋军的手中。
1946年秋，华北的风已带了凉意。
一群被缴了械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野地里，队伍有些歪斜。
他们脸上没有惧色，只有憋闷，这仗输得窝囊。
不久前，他们五个打一个围着大同，觉得十拿九稳。
转眼间，攻守易形，自己倒成了俘虏。
这场仗像根刺，扎在许多人心里。
它输掉的不只是城池，更像一记闷棍，敲醒了因连胜而发热的头脑。
起初，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。
晋察冀和晋绥，两大根据地像人的两条胳膊，中间就被大同这颗“钉子”别着，活动不开。
拔掉它，两只手就能握成拳，力量便不一样了。
会上，大伙儿情绪很高。
我们人多，二十万对两万，吐口唾沫都能淹死他。
至于重炮少、炸药不够、后勤线拉得紧绷绷这些实际困难，就像掠过水面的风，有点涟漪，也就过去了。
甚至北面傅作义可能来捣乱这事儿，也被一句“他绥远军，肯替阎老西卖死力？”给轻轻搁在了一边。
乐观像野草一样在指挥层蔓延，大家都盯着“三天破城”的美梦，至于梦碎了怎么办，想的人不多。
傅作义在归绥的指挥部里，正对着地图拨弄算盘。
蒋介石把大同划给他，既是肥肉也是考卷。
他没打算直扑大同解围，那太蠢。
他兵分三路，南北佯攻，真正的主力却像刀子，悄无声息直插卓资山。
他赌对方不信他会下血本。
果然，我们在卓资只放了一个旅。
结果他的主力扑来，八个小时，卓资陷落。
消息传到指挥部，热烘烘的气氛凉了半截，这“老西儿”是玩真的，一出手就捅在腰眼上。
卓资一丢，集宁暴露了。
集宁后面，就是晋察冀的心脏张家口。
部队匆忙从大同城下抽身，星夜驰援，总算在集宁城外把傅部先头部队围住。
九月十二日拂晓，合围完成，官兵们虽疲惫但眼睛发亮。
可就在这时，命令下来了，停止攻击，原地休整。
理由是部队需要喘口气。
就这一“喘”，战局陡变。
傅作义的王牌101师玩命赶到，生生撞进战场。
眼看到手的饺子，眼看要破。
接下来一步更让后人扼腕。
面对突然出现的生力军，命令又变，放下嘴边被围之敌，调头先打101师！
命令传到下面，营连长们都愣了，到嘴的肉不让吃，非要啃硬骨头？
军令如山，疲惫的部队重新调动，阵脚渐乱。
结果被围之敌缓过气，与101师会合；我军则在奔波中耗尽锐气。
待傅部骑兵轰隆开到，集宁城下攻守彻底易位。
九月十三日傍晚，部队在夜色中撤离。
集宁失守，大同之围自解，月余血汗付诸东流。
更糟的是，张家口门户洞开，华北棋局全盘活络，主动权转到傅作义手中。
仗打输了，总要有个说法。
总结会上，吵得比战场上还凶。
有的说指挥犹豫，错失良机；有的说一开始胃口太大，就不该打大同。
其实，细看这场败仗，没有哪一个人、哪一道命令能担全责。
它像一串没系紧的链子，第一环松了，后面就全散了。
首先是心气太高，被兵力优势蒙了眼，觉得“我众敌寡”便万事大吉，忘了攻坚战是砸核桃的笨功夫，也小瞧了傅作义这员悍将的决心和狡猾。
其次是“联合指挥”变成了“两驾马车”，晋察冀和晋绥的部队凑在一起，谁听谁的？情报怎么通？命令怎么协调？
聂老总在后方急得跳脚，前线却回电“兵力充足”。
这中间的耽搁，在战场上是以小时、分钟计算的。
再者，咱们从游击战、运动战转向大兵团正规战，这套拳法还生疏。
围住了敌人，却吞不下、嚼不烂；敌人援兵一到，又容易心慌意乱。
那决定性的“休整”和仓促的“调头”，背后都是经验不足付出的学费。
败仗代价沉重。
不止损兵折将、丢失要地，更伤了心气。
百姓心里也打鼓，咱们的队伍也能吃这么大亏？但有些跟头早栽比晚栽好。
这一跤摔得疼，却也摔醒了。
从那以后，“不打无把握之仗”成铁律；指挥员看地图时眼神多了审慎；大兵团协同这把锁的钥匙，在痛苦磨合中慢慢找到。
后来的石家庄、济南，仗越打越精；至平津战役时，百万大军调度井然，那里面，未必没有大同集宁那碗涩酒垫的底。
历史有时就这么有意思，一场败仗挖开的坑，后来填进去的，是更坚实的土。
那些被俘战士眼里的不甘，最终化入后来席卷山河的锐气中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冷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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